植物受威胁及其优先保护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在1978年出版的《植物红皮书》一书中指出：在全世分布的约250000种维管束植物中，估计约有20000～25000种（占整个区成分的百分之10）处于很稀少（rarity）或受严重威胁的状况（Gren,1978年）。1978年彼德雷文以世界上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的快速解体（尤其在热带）为主要根据，认为今后20～30年间，地球生物多样性总量的1／4将面监灭绝的严重威胁（Gaven,1978年）。IUCN的一项研究认为，在世界上需要保护的植物有50000种，其中20000种已知为受威胁植物，15000为可能受威胁种，另处15000种具有经济价值。假如我们的目标是在植物园中迁地保存其中一半的植物样本，同时在所有植物园中有250参加这项工作总结作，那么每个植物园平均保存200～300种，而实际上有的植物园保存多，有的少（许定发，秦惠贞等译，1990年）。我国世界上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一书指出：我国有种子植物约27000种，濒危物种比例估计高达百分之15～20，达4000～5000种（陈灵芝等，1993年）。所以对于稀有、濒危植物保护的任务是重大而紧迫的，必须分一个先后、缓急。
植物受威胁和灭绝的原因：
正如上述，包括植物在内的生物的灭绝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般认为椎动物物种平均生存期为500万年，在过去的2亿年中平均每100万年有90万种动物灭绝，其灭绝的“背景速率”（backgroundrate）是每世纪约90种（Raup,1986年），而高等植物则大约4种（Myers,1988）。在历史上生物灭绝也往往由于重大地质历史事件或环境急剧变化而出现“集体灭绝”（mass’extinc-tion）,如较多的说法是小行星对地球的冲击造成了6500万年前的恐龙消失。而在近代，生物受威胁和灭绝的原因则主要来自于人类的社会行为。
1.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基要原因
在近代，人口的剧增，科技的进步导致离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滥用由此而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使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面临着自身进化的某些原因和人类严重干扰的双重胁近，正在出现一个由人类因素引起的“集体灭绝”过程。对于近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这里介绍的是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等在1992年出版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策略》一书中的见解（WRI，1992年），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非持续性的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消耗的高速率
在大多数生育率高的国家，大约半数人口的年龄低于16岁，由此形成的人口统计的态势（momentum）～亦即由于大量人口将到达生育年龄，今后几年，将刘生育高峰时期～意味着在下半个世纪，极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全球人口将不断地增加，除非发生灾变（见图1），以后每30年，世界人口就有可能增加10亿。人口增长的速率和幅度以及全球人口最终达到稳定的数值（对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考虑）取决于社会和经济措施，尤其是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新技术发展，人类占用地球上资源的欲望恶性膨胀。人们消耗、转化或毁坏光合植物、藻类和细菌形成的陆地生产力的百分之39，而光合植物、藻类和细菌形成的陆地生产力却是整个生命系统获得能量的根本来源。这种趋势是不能持续的。世界上的生物系统根本不能接受人们不断增加的对初级和产力的要求，以满足人口及其消耗的进一步增长。自然资源库的内在的限制将相应限制依赖它的人类数量。诚然，一个生态系统的（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星的）“生态承载能力（ecologicalcarryingcapacity）”由于技术的发展而增（就农业史证实的那样），
但不管怎么说，消耗的最终限制也是一个现实。关键性的环境资源正处于逆境中。污染物的排放包括温室气体，已经使生态系统忍受力和大气扩散能力负担过重。臭氧层的耗竭、酸雨和空气污染都对今天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重大的伤害，将来的危害可能更为严重（尤其是当气候变化加速时）。矿物和非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能量过度利用和浪费，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使得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发达国家对这些冲击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应迅速转为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假如预计增的人口被容纳，且未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制，那么新的发展格局是极为必要的。
(2)不断狭窄地取自农业、林业和渔业的贸易谱
长期以来，世界是一个由相对自治的地区拼凑起一煌混杂物。知识、生存策略和社会结构在每一个地区或多或少独立地进化，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很少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在森林地区，传统农业文化不会显著地影响多样性，因为那人口密度低、市场压力较小以及作为传统的生存策略的支柱的移动耕作、打猎、捕鱼和林产口的集贸的合，处一种良好的平衡之中，没有哪个小集体能够削弱整个生物多样性，有的甚至巩固了生物多样性。但是，上一个世纪出现的根据相对优势和特殊性的原则进行的全球经济交流不仅增加了单一性，而且也增加了相互依赖性。
农业上，经营集中在种类要较少的作物，这些作物在世界经济里具有一定优势。作物种类数量的降低，当地的固氮细菌、菌根、捕食者、传粉者、种子传播者其他一些在传统系统中通过几个世纪共同进化的物种消失了。化肥、杀虫剂和旨在最短时间里寻求最大量和效益的高产量品种的使用加剧了这一损失。在森林地区，快速和全面原森林转变〔经常向单优种群的济作物（cashcrops）〕正在广泛蔓延。当咖啡或棕榈油跌价时，种植场即使弃之不管，可能很快地向生物学上多样化的森林转变。同样，大的球市场鼓励现在被称为地毯式捕鱼（blanketfishing）方式的发展。例如单丝浮网捕获大量的目的物种，地也捕获大量的“无辜的”海洋哺乳动物、鸟及被称为非目的种的鱼类。
(3)经济系统和政策未能评估环境及其资源的价值
许多自然系统的转化（如森林或湿地向农场和牧场的转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物学上都是低效益的。这种转化之所以发生，部分是由于自然生境在经济上通常被低估了。
有几个原因可以导致对生物资源的错误估价。
首先，许多生物资源被直接消耗而从不进入市场。在林产品中，锯材、纸浆、原材、藤条和树胶可能进入市场，而当地居民收获的大部分食品、薪炭木材和药用植物以及森林向河流提供的清水进入市场。因此，原木和其他一些潜在的消耗利用的经济价值被过高地估计了，而持续利用的价值（包括美学和精神效益）却被低估了，同此产生了践踏森林的动力。
其次，生物多样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有的财富”，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宣称有它。例如，湿地的保护对公众有实质性的和明显的益处，但是这种好处是如此分散以致于没能形成湿地保护的市场动力。这种低估为政府的策略提供了辩护。例如为谋求税收，更进一步鼓励湿地利用向更大的市场价值的方向转化。
第三，森林产权更有可能被赋予那些清除森林其他自然植被定居的人，而不以森林为栖息地并依赖自然林产品的持续收获而生活的人。正当的财产权利也同样很容易让那些生活在城里或工作在正规经济区的人们获得，其本身更偏爱木材等产品的采掘与交易而非那些只有有限市场价值产品的持续收获。任何财产权的不确定性将会削弱管理的积极性而鼓励过度利用。不会有多少农民愿意种植一小片林子，如果5年以后这片林子不为他们所拥有。那些不从旅游业受益而只要食物的人们，更有可能杀死而不是保护野生动物。那些与资源关系不大的人们关心可能性也最小。假如改变资源意味建立拥有关系的话，则人们最有可能这样做。
正确评价的生物学上多样化自然系统是主要的经济资产。但由于这样的系统往往被低估，生物多样性保护常被认为是耗资而不是投资。为保护全球和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纠正这一错误是极为必要的。
(4)生物资源利用和保护产生的效益的占有、管理和分配的不均衡。
在大多数国家，生和资源和土地以及它们提供的所有效益的拥有与控制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持续生存（sustainableliving）相对立的方式来分配的。大多数国家物种的迅速枯竭和生境的破坏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土地被少数人所占有。通过过度伐木围捕而得到的暴利流进少数人的腰包，而依赖这些资源持续生产的当地居民则为之付出代价。
第二个问题来自决定资源控制集中化环境政策的责任从根本上说掌握在城里人的手里。在许多社会里，妇女管理着环境，同时拥有多得多的关于生物多样性对耕作和健康价值的知识。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贸易、信贷和技术转让政策和实践的方式鼓励了诸如（且经常加剧了）在一个国家内发现的那些不均衡。截止1988年，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净转让了325亿美元的资源，不包括其他不涉及其直接资金流动的隐含的资源转让（到这一个十年初为止）因资源贸易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已达426亿美元。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业化国家使这种流通逆转。假如发展中国家继续被拒之于市场之外，无法接触到新技术，背负沉重的债务，那么他们可能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动力为了未来而保护他资源。
(5)知识及其应用的不足
科学家仍然没有恰关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大量组成成分的知识。这种无知与对自然有传统的了解的文化的破坏混杂在一起。即使在某些地方存在这方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难传播到决策者那里，因而他们经常无法作出正确反映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的、经济的、社会的和伦理的价值的决策。同样在中央决策者和地方社区之间没有当的信息交换，而地方要直接地依赖于生物资源,并且他们的生活正受到不适当的发展项目和其他行动的危害。最后的困难来自公众很不愿意接受降低过度资源消耗的政策，不管它多么具有逻辑性和必要性。
(6)法律和制度系统促进了非持续性利用
生态和经济现实明确要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营的部门实行交叉（crosssectoral）的方法。但许多国家和国际制度按僵化的部门条例起作用，而许多环境机关小，且缺乏奖金。无论在国际水平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都已引入部门交叉协调机制，但还需证明其有效性。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和全局计划的过分集中，阻止了地方补充作用，挫伤了地方参与的积极性，关闭了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渠道。
第三个问题是大部队发自然保护主管机构和组织软弱无力。没有几个组织机构具有人力或财力，即使是支持一个最小计划的资金。他们的努力通常不连续和重复；他们的的自然保护计划既不全面，也无政策性，同时，他们也没有把就地和迁地保护的方法与技术结合在一起。
除此以外，许多国家缺乏一个合适的有关环境的法律系统和其他保证措施以保护环境主资源的持续利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较好地保护生物资源的法律已经被较差的法律系统所代替。国家决策和规划过程不起作用，促进环境保护的手段的利用不充分，且基本的科学知识缺乏。
主要因为这些法律和制度的限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上还是零碎的，地集中于传统的野生生物保护技术（在这里有个保护区，在那又有一管理濒危物种或受危物种的机构）。即使翻几番，这种努力也很难满足物种的生境需求，尤其那些迁徙动物更是如此，因为保护区的土地利用改变了水分的供给，引进了污染物，改变了小气候。这些努力不能保证资源持续利用策略的完整性，而这正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
区域范围内管理方法要满足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境需要，地要将保护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整个区域划为国家公园、森林保护区或海洋保护区时不恰当的。但是缺乏管理人为的和野生的生态系统合体的综合技术和权威，阻碍了正确的区域管理。能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conservation）进行有效发展和资源管理的足够大的地区，一般隶属于不同的地方、州或省政府的管辖，有的甚至包含了两个或更多个国家，这是一个行政上的梦魇。
2．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机制
对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机制，国内外较多的是从人类对生物资源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等方面去探讨或论述。在这里，除了引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策略》一书（WRI,1992年）关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机制加以说明外，也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结果加以补充。
(1)生境丧失和片断化
在过去几十年，当人口资源消耗增长时，相对未受干扰的生态系统面积已缩小。沿着中美洲太平洋海岸，百分之98的热带干性林已经消失。在1961的至1985年之间，泰国失去了百分之22的红树林，事实上剩下的能一处未受干扰。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大坝破坏了大部分的江河与溪流生境。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海岸的发展破坏了珊瑚和近海群落。在热带森林中，森林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边缘农业（marginalagriculture）的扩张，虽然三些特殊的地区，商用木材采伐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根据笔者等的研究（许再富，1994年），我国滇南西双版纳的小片断热带雨林（龙山林）经过30多年的演化，虽然木本植物的种数变化不大，但物种多样性指数却下降了百分之24。在群落的不同层次中，物种消失率和新增率都是乔木（A、B、C层）＜灌木（D层）；在乔木层中则是A＜B＜C；就物种的不同确限度（speciesofex-clusivenessofcommunity）而言，消失率和新增率都是特征种（charactersp.）＜适宜种（preferrentsp.）＜随宜种（indifferentsp.）＞外来种（exoticsp.）。这些变化除了“边缘效应”（edgeeffect）外，还因为群落内小气候由“凉湿”（cold-wet）向“干暖”（dry-warm）转化的“内凛效应”(internaleffect)而引起的。
(2)引入物种
引入物种与很多有记录物种的灭绝有关，岛屿上尤其如此，在这些孤立的生态系统里，一个新的捕食者、竞争者或病原体会对不能与其共同进物种很快造成危害。在夏威夷，大约86种引种植物严重地危害了当的生物多样性；一种引进树种现在已经取代了超过3万元英亩的当森林。
(3)植物和动物种的过度利用
大量的森林、鱼类和野生生物资源已经遭到过度开发，有时达到了灭绝的程度。厣史上，大海雀和旅人鸽（passengerpigeon）屈从此等压力；黎巴嫩雪辊经覆盖50万公顷的土地，而今只有零星分布的小块森林。在1958年至1970年间，秘鲁鳗的过分利用使其种群大小和捕获率急剧地减少了。今天，苏门答腊和爪哇犀牛已经被捕杀到这绝种的边缘，大量的椎动物不于这样一种状况。许多灭绝物种成了人们的盘中餐，而搜寻珍稀商品（明显的例子有牙）和用作宠物、猎奇、收藏品也危及了某些种群，是使另一些群惨遭灭绝。
(4)土壤、水和大气污染
污染物胁近生态系统，如污染沿着食物链地产生危害，使一些敏感种种群减少或消失。自从引用新的灭鼠剂以后，英国的谷仓猫头鹰（barnowl）种群减少了百分之10；1985年，用来控制西班牙考塔道纳拿（CotaDonana）国家公园边界小龙虾的非法杀虫剂杀死了大约3万只鸟。部分由于严重空气污染，波兰奥吉考（Qjcow）国家公园的大约43个物种消失了。由于工业排放重金属和农业灌溉带来的盐渍化，土壤微生物也受到危害。酸雨使得斯堪的那维亚和北美几千个湖泊和池塘处于真正的无生命状态，并与其他类型的空气污染耦合，损害了整个欧洲的森林。海洋污染，尤其是来自非点源的（non-pointsources），污染了地中海和世界上许多港湾和近海区。
(5) 全球气候变化
在未来几十年，空气污染的一个巨大的副效应（side effect）～全球变暖，将对世界上的生命造成巨大破坏。人类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green house gases）的增加可能导致下一个世纪大气温度上升1～3℃（2～5℉），同时海平面将抬升1～2米。温度每增加1℃，就会使陆地物种的忍受极限向极地转移125千米，或在山地垂直高度上上升150米。许多物种的再分布可能跟不上预期的气候变化，因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在美国，下一个世纪海平面抬升将至少淹没80个正处于灭绝境地的物种的人部生境。根据更为极端的预测，由于海平面抬升，世界上许多岛屿将完全被淹没，分布其上的所有植物和动物也处于一种逆境状况。在环绕它们的受干扰的陆地，也无法为它们的物种找到合适的生境。
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全球气候的温室效应（green house effect）不仅使很多物种在水平和垂直高度分布跟不上气候的变化，而且对生态民系统中所形成的物种平衡以及协同进化（coevolution）关于也起了较大的干扰作用。如上述的西双版纳片断热带雨林的群落内部由“凉湿”向“干暖”转化，虽然林内的相对湿度还明显高于林缘和林外，但林内、林缘和林外的气温已无明显的差异。由于这种变化，打破了生态系统（ecosystem）稳定性，物种间的竞争与协调状况也起了变化，使百分之42热带雨林成分（乔木）没有更生苗，具连续种群（continued population）仅占乔木种类的百分之18。此外，热带雨林中的很多物种是靠其授粉的植物种繁殖能力。这样。在的所研究热带雨林群落中，从1959年至1991年的30多年里，在群落中已消失的物种已占观察种类的百分之38（许再富等，1994年）。
(6) 工业化农业和林业
直到本世纪，世界上农场主和牧场主培育和保存了大量的作物和牲畜品种。但由于现代育种程序及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即种植少量的对水、肥和农药有良好的作物品种），使得农业上的作物多样性迅速减少。与此相似，许多森林生态系统向高产的单一树种人工林转变，看上去很像一块玉米地而非自然林。甚至比农作物基因更少的树木基因被迁地保护，作为防止病虫害的保险策略。